我记忆中的沈公昌文
陈玲
2021年1月10日
沈公今天走了,我心中《读书》杂志一直的掌门人,一位笑咪咪地簇动学问的品味和趣味发生的老头。他是长辈,我不习惯连名带姓地叫他沈昌文,一直叫他沈公,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那是九十年代中期,我刚留学回国,正意气奋发,连续往《读书》发表文章,从评论中国散文,到议论“东方主义”。沈公来信,戏谑我的文章“以不学术而学术、不文学而文学。说些外行人的聪明话,很像张爱玲的姑姑”。那时的沈公早已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了吧,也是《读书》杂志的总编。这个身份的长辈亲笔信,对我这个既不以文学为己任,也不以学术为目的,却又多嘴多舌的闲杂晚辈来说,就相当于是组织的认可,文逢知己。
后来,沈公邀我在他编辑的「书趣文丛辑」中加入我的散文随笔记《临界线上的徘徊》。再后来,在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《复杂》并获优秀图书奖,都是因为沈公的存在。
那段时间就常常能见到沈公,多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,或是某家餐厅。很喜欢他请来的老先生们,有王蒙、有金克木、记得还见到过张中行。沈公戏谑说他自己就是个帮闲的人,请大家吃饭、请大家喝咖啡。那时候没有手机。沈公是用BP机通知我在哪里吃喝。
我作为晚辈和身在商业环境的“业余文人”,和沈公的交往仅止于此。但我对他的喜爱,却连接到我一直以来并延续至日后的审美追求。我就是喜欢以不学术而学术,不文学而文学,竟就被他说中了。我想得意地冲他说:”老头,你能看到我把雕虫小技和气势恢宏玩个混不吝吧。” 对呀, 我当时怎么忘记对着他嚣张一下呢。他一定会宽容地张着厚厚嘴唇的嘴,冲我伸伸大拇指,什么都不说,笑眯眯的。
沈公的饭桌上是没有帮派,没有控局的。他坐在那里,不劝酒,不主持,像个口袋里钱不多,正好带够了给大家买个单的老头,一个总是在笑眯眯地打趣的老头。我当然知道这个老头很有故事,知道这个老头多有无奈,多有坚忍。他写他的一生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不是“天凉好个秋”、也不是“坐看云卷云舒”,这太是他自己了。但我并没有用过我训练有素的采访能耐来打探他的故事。在有沈公的日子里,他搭个台,大家各自随意。我不知道那会儿是谁都没刻意关注到沈公一直都是召集人和买单人,还是我在那个年龄是那么自我,那么肆无忌惮。
我是今天才从他人的纪念文章中获知:“沈昌文办《读书》靠“三无”——无能、无为、无我。王蒙阐释为:无先入为主,无偏见,无过分的派别倾向,无过分的圈子山头,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,无太厉害的排他性,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,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,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,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弘,一种思稿若渴,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,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吸引、容纳力。”
我才知道,我回国后稀里糊涂“滚入”《读书》这个被中国知识分子誉为精神家园的地界,竟是这些好老头们用他们的精神,给我这个迟到的晚辈搭的一个可以肆无忌惮的平台。没有沈公他们这些好老头,我是不是得魂不守舍地不知飘荡到何处 — 既要顾及是否被接纳,又要顾及自己不被被控制。如同当今的我,都不知这些祭奠的文字发表在何处,又有多少人会回望沈公和这些好老头们。
很久都没在有沈公的世界里了。曾打电话给他,他已经不接电话了。如果有来生,如果来生还能遇到沈公,我会帮他一起搭台,和他一起无能、无为、无我,一起看喧闹浮躁之下那些生动有趣的灵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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